李志民：“师娘美、父子集”乱象说明期刊监督体系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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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年，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出版了自己前批判时期最重要的美学著作之一《论优美感和崇高感》，被公认为是通往康德哲学深奥殿堂的入门书，也可以将其看成是他晚年力图打通“天人之际”努力的早期尝试。
看到这个题目以及“天人之际”这四个字有没有觉得眼熟，没错，这正是2020年刚开年就在学术圈内外都获得了现象级刷屏，七年前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冰川冻土》上两篇名为《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I）：集成思想的领悟之道》《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II）：理论框架与集成实践》的文章“关键词”，在论文摘要中特别提到“以导师夫妇的实例为由，阐述了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
“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的争议尚未平息，又有一本核心期刊火了。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由山西省社科院主管、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核心期刊目录的《银行家》杂志，其主编在该杂志上开设“父子集”专栏，刊发自己的书法和儿子的文章，至今已有数十篇。最可笑的是，该主编还曾在文章中自问：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发表自己儿子的作品算不算是“以权谋私”？
如此“清奇”的学术论文，如此“荒谬”的办刊逻辑，这两本核心学术期刊更像是某些人的“自留地”和自媒体，学术权力滥用到了如此任性的地步，颇有些《官场现形记》般的黑色幽默，并直指当前我国学术期刊缺乏监督体系这一重大软肋。
学术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这在去年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及“我国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的关键时期，尤其值得鉴戒。 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的关键时期，尤其值得鉴戒。
首先，我们的学术期刊缺乏市场监督。
随着社会发展，学术期刊逐步向规模化和集团化发展。资料显示，当今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团拥有高达220种以上的期刊，其他大型出版集团期刊数量也达到60~80种左右，美国出版3种以上期刊的出版集团有500多家。学术期刊一般隶属于专业出版集团，不但有利于办刊经费的筹措，同时也避免了期刊的经营风险。
学术期刊市场化、集约化经营模式，由于出版集团之间的竞争，使得无论是办刊者还是竞争对手都会牢牢盯着对方以及自身的期刊内容，不敢有丝毫松懈，生怕犯错而将自己置于市场不利的位置上。这对于学术期刊的内容质量会产生非常强大的自我纠正和提升的作用。
我国的学术期刊发展当前还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一方面，我们正在往集约化、集团化方面努力；另一方面，在具体刊号注册审批过程中基本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哪些领域批几本刊物是“计划”出来的，而且相互之间由于经费来源并未完全市场化，因此并不存在经费上的竞争关系，很难形成有效的市场监督体系。
其次，我们的学术期刊缺乏有效的行政监督。
西方学术期刊实行的是注册制，而我国学术期刊作为出版物，需要接受新闻出版部门以及主管部门的监督，这是我们与海外学术期刊在监督层面上的重要差异。然而在学术期刊的改革路径上，原来大部分作为出资人的主管单位都不再提供“给养”，只能靠期刊自己造血，这样也造成了主管单位话语权的削弱，很多学术期刊与主管单位之间更像是一种挂靠关系，主管单位将期刊交由学者等团队进行管理后就很少过问，原来行之有效的行政监督优势名存实亡。
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退出机制，有些学术期刊成为了活不好但也死不了的怪物，又依托于“计划”下某个领域的垄断地位，成为某些学术大咖的自留地，很容易会延展出一些乱象。
最后，我们的学术期刊缺乏学术监督。
更大范围的学术共同体特别是同行评价对于学术期刊的监督非常重要。
世界上发达国家著名的学术期刊在运作上早已超出国界，无论是作者、审稿和阅读对象都实行的是国际化的，众多的读者群体更是遍及世界各地。为使发表的论文更具权威性，它还建立了一支由数千人组成的网络审稿专家队伍。这些专家审稿群体由世界级的更大范围的学术共同体特学术带头人或权威人士组成，这些人不仅能够广泛联系世界上处于各学科学术前沿的学者，还可以吸收学者们高水平的论文，以此抢占各学科的学术制高点，并确立自己期刊的学术权威。
与海外期刊集团重视内容安全到“火中取栗”的地步不同的是，由于评价体系不尽合理，质量高的论文流向海外学术期刊，而很多人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多快好省的发表论文以获取诸如奖金、职称、项目等国家资源，换言之，他们更重视如何快发，多发，而不重视发了有什么用；同时，由于刊号等相关资源都是由国家统筹协调，而蛋糕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在于学术圈内的学者关系，因此很难调动起学术共同体实施监督的积极性。（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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